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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乐于将这种转型诉求诉诸于欧洲人民。

美国就业纠偏行动具体包括反歧视共同诉讼、歧视效果诉讼和政府肯定行动三个方面。第一，宪法平等原则的实施偏重于禁止就业歧视，忽视了就业纠偏行动。

④少数民族就业纠编行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应当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和思考。同期蒙古族党政机构负责人的实际人数从6.884万人下降到4.933万人，降幅28.5％。我国宪法有关实质平等的原则和规范为就业纠偏行动提供了法理基础，但是在宪法实施工作中依然存在着重视禁止就业歧视，忽视就业纠偏行动的现象，就业纠偏行动的制度性缺陷削弱了宪法平等原则的民族保障功能。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制定的部门规章《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中，具体的就业保障职能被委任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劳动部门：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开展本行政区域内的就业服务和就业管理工作。配额制度的缺失，使得政府无法保证少数民族所必需的最低就业比例，民族就业失衡极易突破维护社会稳定所必需的临界状态。

以上法条明确了在民族自治地方，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少数民族可以合法地使用本民族语言。第36条第2款规定：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从某种意义上说，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就是中国式的司法独立原则。

上述宪法制度的安排，可以说是国家权力的政治共性与司法审判的专业特性在宪法中的不同反映。司法独立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产生于西方，它与三权分立原则一起成为西方国家的重要政治原则，并在二次大战后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司法原则。[12]关键问题并非质询不适宜于用作对法院工作的监督，而是质询究竟适宜于用作对法院哪类工作的监督。这一平衡，是建立在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发展以及司法在法治中作用的不断提升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我国司法制度不断完善以及司法职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的，也可以说，这种平衡是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占据越来越大比重上的平衡。

我国并不采取三权分立原则，但是司法独立的法治价值依然存在。从上述立法史可以看到，虽然在全国人大的立法活动中有对个案监督的立法动议，但至今并未通过有效的法律来明确人大的个案监督权。

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具有高于法院的宪法地位和政治权威。全国内务司法委员会也在1999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对审判、检察机关重大违法案件实施监督的决定(草案)》的议案，虽经两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终因引起广泛争议终止审议而变成废案。法官须遵守职业伦理准则。因此，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法院独立的人格和地位，也就谈不上法院角色的认同和独特作用的发挥，更谈不上宪政与法治秩序的实现。

由于法院工作的特点明显区别于政府工作，如果法院的工作报告如同政府工作报告一样被人大票决是否通过、法院院长对法院工作报告的不通过承担政治责任，就可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同时，行政机关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是直接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2]胡建淼主编：《公权力研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9页。[11] 综上，人大对法院的工作报告不宜通过会议票决，法院的工作报告可以是人大获取法院工作信息的主要途径，但不应成为法院或法院院长承担政治责任的基础。

而运用质询的方式对法院个案审判进行监督，肯定是不合适的。法官须接受必要的专业训练以具备必要的职业技能。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司法权的独立地位是司法权良好运行和追求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足条件，司法权的独立运行并不会自动带来司法公正。

虽然，现行《宪法》制定已经过去30多年了，涉及法院地位及审判权独立性的宪法条款并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对现行《宪法》1999年的一次修改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纳入《宪法》中，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是法治原则的中国式表达。国家和社会越是法治化，司法的任务和使命越是艰巨，司法权的特殊性也就越突出，司法的职业化要求也就越高。个案监督易于打破审判权运作系统的内在平衡，降低诉讼程序的固有价值，使诉讼当事人对司法判决的可预期性大大降低。对司法权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司法独立是法治的基本要素之一，如果缺乏独立性，法院就非常容易沦落为权力控制者的工具，政府专横也就很难得到遏制，各种非法行为也就很难得到纠正，公民的权利即便受到侵犯也很难得到救济，人们对于法治的信心就会因此逐渐削弱甚至丧失殆尽。首先，行政机关的行政权不具有与法院审判权类似的宪法明确赋予的独立性。

相对于立法权而言，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运行具有执行权的意义，权力的政治性低于立法权而技术性高于立法权。20世纪90年代中期，个案监督在一些地方人大出现，有地方人大制定有关加强人大对重大违法案件监督的地方性法规和规定。

由于法律对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方式、程序等问题尚无规定，这就导致在实践中人民代表大会直接指令司法机关个案如何裁判、人民代表大会组成人员向法院批转案件的现象时有发生。既然宪法法律没有明文确定人大有权对法院进行个案监督，人大就不应该对法院进行个案监督。

根据我国《宪法》、《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地方政府组织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等法律的规定，各级人大拥有对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权。人大无法保证人大代表在对法院的个案质询中能够自觉坚守中立立场。

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明确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7] 从各国的近代化历程可以看到，司法权是从混合的国家权力中最早独立出来的一种权力。近年来出现的部分司法人员严重违法违纪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损害了司法权威。将独立的司法与民主对立起来不符合民主社会的逻辑的，相反，司法独立是民主社会的必要制度建构。

另一方面令其享有相应的独立地位。[4]周永坤：《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司法民主》，载《法学》2009年第2期。

因此，基于司法制度的设计，法院院长事实上没有能力为本级法院和下级法院的整体工作(特别是审判工作)承担政治责任。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我国《宪法》基本的原则。

这些规范性文件通常替代法律和司法解释而直接成为地方‘两院办案的依据，如果这些规范性文件不合法，那么造成的危害性丝毫不亚于政府不法文件带来的不良后果。这样，对抗性诉讼本身的价值就会被降低，诉讼当事人的具体诉讼权利就会被稀释甚至落空。

法院的工作报告制度的价值在于，通过法院的工作报告，人大得以了解法院整体司法审判情况、法院落实司法改革的情况、法院审判过程中秉承的司法政策、法院的经费使用和队伍建设、法院准备采取的工作思路等各种信息。对于错案纠正，依靠法定的审级制度、上诉制度和审判监督制度来完成。来源：《法学杂志》2015年第5期。个案监督带来的风险远比其带来的好处要多得多。

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容易将诉讼的法庭内对抗引致法庭外，容易导致诉讼当事人调动各种人情资源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寻求政治力量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政治过硬的干部就能胜任政法工作，但是，现代社会法律的复杂性和司法的专业性导致了司法权的专属性，司法权只能由宪法确定的专门的机关——法院来行使，法院的裁判工作必须由经过科班训练有法律专业素养、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职业法官来承担。

[10]谢小剑：《人大监督司法实施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4页。虽然执政党和法院本身，也都有权监督司法人员的职业操守，但是，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决定法院院长、副院长及法官的职务去留。

在我国，人大不仅运用询问和质询监督政府，也运用询问和质询监督法院和检察院。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院，重要的是监督好负责审理案件的人，而不是案件本身。